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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线3年多,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 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

       继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基本解决执行难之后,着眼破解诉讼难、方便群众诉讼,经过两年奋战,全国法院构建起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为群众解决民商事纠纷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提供多样化纠纷解决方案和权利救济渠道,促进矛盾纠纷公正、高效、实质性化解

  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实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2937个,调解员165333人,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平均调解时长23.33天。

  这是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发布会上,最高法联合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发布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应用成效以及《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对一起离婚纠纷案进行二审线上询问。
  新华社发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截至2021年3月1日)

 

  更多纠纷在诉前就得以化解
  2月18日一大早,安徽银佳律师事务所王律师来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律师调解工作室,通过音视频调解系统,对周某与繁昌某矿业公司合同纠纷案进行诉前调解。
  打开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网页,“提交纠纷”的图标十分醒目。当事人输入纠纷信息,很快便有专人接受咨询、进行评估,指导当事人选择解纷方式。适合调解的,进入“申请调解”环节;适合诉讼的,进入“申请立案”环节。调解成功的,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再回到“申请立案”环节,进入诉讼程序。
  “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越来越多,使得更多的纠纷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就得以化解,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诉累,充分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说。
  《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显示,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自2018年2月28日上线3年多来,调解组织数量、调解员数量、调解案件量、在线音视频调解量均呈逐年大幅增长态势。
  2018年、2019年、2020年调解组织数量分别为1264个、22014个、32937个,三年增长了25倍;调解员数量分别为13791名、85003名、165333名,三年增长近11倍;诉前调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数量分别为56.8万件、145.5万件、424万件,三年增长了6.5倍;在线音视频调解数量分别为2917件、16649件、1011181件,三年增长了345.6倍。
  2020年,平均每分钟就有66件矛盾纠纷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进行调解,不到两秒钟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
  钱晓晨说,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提升解纷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解纷需求,为百姓解忧,让正义提速,更好服务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让调解“掌上办”“指尖办”
  2020年4月16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通过线上庭审成功调解一起涉湖北企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方当事人在北京,一方当事人在湖北十堰。按照传统模式,双方都得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参加庭审。为真正做到疫情防控和执法办案“两不误”,法官决定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与协调,双方最终在线上达成调解协议,法院随后向双方送达了调解书。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为当事人提供不见面、一站式的“云上”解纷服务,2020年2月至4月这3个月新增音视频调解量是2019年全年的3.5倍,实现了纠纷化解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我们加快与中国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审判流程管理系统、‘道交一体化’平台、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等系统对接。”钱晓晨说,通过打通各平台之间信息壁垒,实现一个入口服务当事人和调解员,方便全流程、全时空、一站式在线开展咨询评估、音视频调解、司法确认、网上立案、一键归档等事务,让调解“掌上办”“指尖办”。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云上法庭”智能庭审支撑系统,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洪伟摄(人民视觉)

 

  为了实现调解案件全程留痕、可视监管,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对导入平台的全部诉前调解案件实现编号管理,并明确30日调解时限。规定时限内调解不成,且当事人不同意继续的,直接转入立案系统,坚决防止“伪造调解”“久调不立”等问题。同时,调解平台提供全程录音录像留痕功能,确保在线调解工作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管。
  最高法司改办副主任刘峥说,“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并不意味着任何纠纷都要“打官司”,而是应当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畅通诉讼外解决纠纷的渠道,为当事人提供更便捷、更高效、低成本、跨地域的多元解纷方式,保障人民群众在解纷方式上的参与权和选择权。
  形成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
  2021年春节前,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成功调解了一起农民工劳务纠纷,促成16名农民工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进行司法确认,保障了农民工安心回家过年。

  2018年,唐某承包了凤凰县木江坪镇通村公路护栏工程,雇用龙某等16名农民工为其做工。其间唐某一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达两年之久。农民工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案件涉及人数较多、金额较大,为确保公正高效调解到位,城郊法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立即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启动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采用诉前调解中委托其他组织进行调解的模式,将案件移送至劳动保障部门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唐某承诺积极筹措资金,于2021年6月30日前分两期付清原告龙某等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107350元。

  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民法院法官进行线上庭审。

  刘继东摄(人民视觉)

 

  钱晓晨介绍,为建立在线多元解纷“大超市”,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完成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国家发改委、中国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工作,覆盖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议、知识产权等专业程度较高的纠纷领域,建立专群结合、类型多样的解纷资源库,充分满足当事人各类解纷需求。
  “我们与最高法合力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在该机制下成功化解纠纷4.65万件,涉及金额78.50亿元。目前,已有28个银保监局辖区的138家调解组织开展了线上调解,调解成功2.30万件,涉及金额30.96亿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巡视员罗青说。
  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这为人民法院进一步推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9年以来,全国45%中基层法院案件量增幅出现下降,16.6%中基层法院案件量同比下降。”钱晓晨说,下一步,最高法将加快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及时排查梳理矛盾、预测预防风险,将矛盾产生的“前端”与纠纷解决的“后端”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互联互通,实现全程在线运行,形成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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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法律学系主任。日本东海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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